年轻打工人，在互联网大厂“边缘”岗位挣扎
年轻打工人，在互联网大厂“边缘”岗位挣扎 来源：豹变 作者／陈晓妍 编辑／邢昀
过去十多年里，互联网大厂一直是这个时代里最醒目的快车。
人口红利下的互联网公司飞速发展，日活月活攀升、GMV不断增大、营收翻番。到2021年3月1日，腾讯、阿里巴巴、美团、拼多多、京东、快手、百度七家互联网大厂，总市值达17.3万亿元人民币。
而2020年，GDP排名第一的省份广东，国内生产总值为11万亿元。
互联网公司的体量不断变大，也吸纳了更多的从业人员。在外界认知中，互联网公司是“高大上”的代表，发展速度快，薪资高，工作环境宽松、自由，以研发、产品、运营为三驾马车，背后是先进的技术应用和最新鲜的玩法。
实际上，除了最常被提及的核心部门，大厂还存在着许多基础性、重复性的岗位，以及更接地气、更传统的职位。业务增长焦虑下，需要更多的人员来消化，一些性价比更高的用工模式也被广泛应用。
直到一些热点舆论发酵后，外界才认清，原来字节跳动员工占比最高的岗位是审核，巨头们纷纷下场的社区团购最初是靠地推扫街，电商平台搞业务也得陪酒，大厂岗位中还有很多顶着大厂光环，但待遇福利相差甚远的内包、外包岗。
“大厂边缘岗位，小公司核心岗位，应该如何选择？”这是很多年轻人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选择困惑。
很多人冲着大厂的光环入职“边缘”岗位，却成了随时可以被代替的螺丝钉，对公司可有可无，业务调整中可能随意被放弃，摸不准未来的出路，在工作上的消耗感远大于获得感。
对于这群互联网“打工人”来说，价值感和安全感是稀缺品。当时急匆匆扒上大厂的最后一节车厢，他们非但没有到达理想中的的终点，反而陷入了更尴尬的处境。
拿不出手的“名片”
穿过车水马龙的春熙路，珊珊在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前停下。这栋被称为西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CBD，就是她的办公地点。
不远处就是成都远洋太古里，珊珊打量着从高档商店橱窗经过的白领，猜想这里的人均月薪，怎么都得一万往上。连地下车库每月都要收费一两千元，这是珊珊应聘岗位工资的三分之一。
今年年初，珊珊入职了字节跳动的审核岗，一份被她爸爸称为“有双眼睛就能干”的工作。父母直接表达过不满：“我让你留学这么多年，你就给我搞这个工作回来。”
光鲜的外表下，是机械而忙碌的工作。珊珊每天都要负责审核1390条1分30秒以上的视频，完不成就得加班。
字节跳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知名独角兽，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公司通过算法的个性化推荐获得了爆炸性流量。数据量越来越大，为了控制风险，审核岗位的人员也急剧增加。
审核人员为这家科技公司构筑了一道安全底线，但是身在其中的珊珊感受不到任何科技感。
公司根据员工每个月漏放掉违规视频的数量，给他们评级，分为ABCD四档。如果员工连续两个月被评为D档，就会被劝退。
办公室里气氛总是压抑的。审核工作占去大多数人的心力，抬眼望去，同事们面无表情，都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
午休时间，每一层楼的休息室都会被占满，有的甚至会多出齐全的日常用品，这通常是上夜班的同事留下的，这里俨然成了他们在公司的“小家”。
27岁的徐胜在北京也见过许多漂亮大气的写字楼。严格来说，写字楼也算是他的办公场所。上班时，徐胜停好摩托车，提着一大袋东西跟着人流进入写字楼，按亮电梯，进入楼层，直到紧闭的玻璃门和“办公重地，谢绝推销”的纸条将他拦下。
扫楼时，他顾不上这类告示，执着地敲开门，就近找人搭讪：“美团买菜有需要吗？现在下载可以送鸡蛋。”礼貌一些的人会客气回绝，请他离开。有时徐胜也会挨一两顿呵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看一眼，就埋头继续干活，剩下徐胜尴尬地站在原地。
徐胜并不往心里去，如他所说，这一行，脸皮太薄的人都干不了。平时扫街，被拒绝是常有的事。但凡被推销的人闪过一丝犹豫，徐胜都会紧跟着追出数十米远，用最快速的语调说服对方。
徐胜是美团买菜的一名地推。与坐在办公室的普通大厂员工不同，地推们是一支强大的地表部队，散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松散地存在于庞大的互联网大厂体系之外，但又直接关系到那些APP上的用户数量变动。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千团大战、单车大战、外卖大战、社区团购大战，地推都是重要的先锋作战力量，直接与商家、消费者接触。这份岗位不需要太多的职业积累、学历背景，公司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管理着这些地推人员。
虽然也带着互联网大厂的身份标签，但是地推与研发、产品们仿佛处在互联网公司的不同时空中。徐胜一般很少去美团总部，也不参加部门举办的年会。他觉得自己做地推的，跟那些坐办公室的不一样，没有交情，也聊不到一块去。
徐胜并不了解“大厂”的含义，他反问《豹变》：“是指厂子里边流水线的员工吗？”对他来说，互联网大厂的最大意义，只是一份还不错的待遇。
打电话成为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
对于今年刚毕业的王婷来说，“大厂”二字常常触及她敏感的自尊。大厂名声在外，但她觉得，当客服只是最基层的岗位，何况还是个外包。
和父母走亲戚时，王婷从不主动提起工作。偶尔被问起，她只说公司的名字，不讲具体职位。亲戚一下来了兴致：“我有个熟人也在里面上班，你认不认识？”
亲戚报出熟人所在核心部门，另一个亲戚紧接着提到谁又去了待遇优厚的事业单位。王婷更沉默了，她怕在场的父母觉得难为情，“客服”这个岗位，在他们眼里，“是个人就能干”。
而外包的身份，让王婷的边缘感更强。在互联网快速发展时期，外包人员是性价比极高的“燃料”，但是不同的工牌颜色、工作地点、福利、权限，都让外包员工区别于正式员工。
“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子宫肌瘤。”这是网上对客服行业的调侃。王婷对此深有同感，平时，她负责商家的售后服务。接的电话，要么是纠纷，要么是流程出了问题。电话那方的态度往往很差。入职两个多月，她开始变得很烦躁，对接电话感到恐惧。
打电话也是许悦的重要工作内容。作为BD商务拓展，她每天都会跟客户打电话推销产品服务，甚至反复联系一些已经拒绝过的商家。很多时候，她只能得到“别再给我打电话”的不耐烦回应。许悦悻悻挂断电话，觉得自己只是在骚扰别人。
与那些付费实习、花钱美化简历，挤破头也要进大厂的人不同，对很多基层部门员工而言，这份工作，只是迫于现实的让步。
王婷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身边的同学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当了教师或文秘。双减政策之后，一位在教育机构工作的朋友收入减少，另一位在连锁餐饮店工作的同学，因为拒绝了领导的职场性骚扰，而受到排挤。据此，王婷得出了去小公司不靠谱的结论，大厂制度完善，福利齐全，即使是最外包的客服岗位，也是王婷那时的最优选。
而珊珊留学归来，从事审核工作，更让身边人感到诧异。
在社交软件上，流传着“互联网大厂的五大天坑工作”的说法，榜单上，“内容审核”因为工作重复性高、成长低，晋升难而位列第一。
珊珊出身管理专业，但想进大厂当管培生，大学时期没有大厂的实习经验，简历往往会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因此，从最基础的一线岗位做起，再谋求晋升，是珊珊进入大厂的唯一路径。
但晋升并不像她想象的顺利。这个岗位每半年才有一次晋升机会，与其他同事竞聘小组长。公司选人的依据，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业务状况，学历没有任何优势。珊珊算了算，自己至少两三年才能到达自己想要的岗位。
她跟HR商量，想重新面试，换其他岗位，HR却觉得她好高骛远，劝她好好待着，6个月之后再说。
无法改变的大厂机器
跟珊珊不同，一些学生尚未毕业，就已成功兑换了大厂的入场券。
来自浙江的大学生小尹在暑假争取到了一份用户策略的实习工作，负责社群运营和销售网课课程。她目标明确，只进大厂实习，绝不考虑任何中小型公司。
入职培训结束，她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份销售性质的实习。拉班群、开“家长会”、说服家长购买课程，实习生按部就班，照既定章程完成工作。这是一个靠人数堆起来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正职员工也大多来自普通本科学校。
为了节省用人成本，部门更喜欢招聘廉价的实习生，十几位一组，由一位正职员工带领。考核一两周，少数不通过的就会被辞退。公司并不愁用人问题，实习生的人才补给源源不断。和小尹一起竞争这份实习工作的，不少来自国内有名的重本院校，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甚至浙江大学的硕士。
对小尹们而言，要想未来进入大厂工作，大厂的实习经验不可或缺。这是明摆着的游戏规则，没有话语权的学生们只能遵从，完成这项利益互换。
在大厂这台精密无误、永不停歇的庞大机器面前，个体的渺小总给人带来一种无力感。
许悦也有类似的感受。负责商务拓展的部门，每个月都要求员工与商家们达成几十万元的交易量。业绩会平均分到每一位员工身上，细化到每一天的工作量。
“必须完成”是业务员们最常用的词汇。许悦觉得，每个人就像完成数据指标的工具人，不用思考，不必决策，只要疯狂给商家打电话，约见面，冲单量。
大厂厌恶差错和意外。珊珊的一位同事因为住得太远，堵在早高峰路上，迟到了两次，就被公司劝退。
入职不到一个月，珊珊的爸爸因为一只手粉碎性骨折，需要有家人陪同到医院换药。她提前两三天跟组长说明原因请假，但组长回绝了她，并告诉珊珊，培训期间一律不允许请假，否则视为自愿自动放弃这份工作。
珊珊理解领导们一级一级审批假条的麻烦，但这种近乎僵化的制度让她无法接受。她开始意识到，大厂就像一条完美的流水线，它只会淘汰不合适的人，不需要因为某个员工做出改变。
为了达到最极致的效率，不通人情的情况常有。小尹在销售课程时，她碰到过一位盲人母亲，因为失明，只好让孩子的外婆帮忙管学习。但外婆又不识字，这位盲人母亲就想给孩子买网课课程，辅助他的学习。
在沟通的过程，那位母亲的回复非常缓慢，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七天过去，她还是犹豫不决。汇报工作时，小尹的领导让她直接放弃这位家长，告诉她，如果不能达到业绩指标，没有完成付费，完全没有必要聊那么久。
这种只重视业绩的行为，让小尹感到不舒服。
在社交论坛上，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研发们抱怨自己“面试造航母，入职拧螺丝”，而对于审核、销售等重复性高的基础岗位，他们的自主性更小。
小尹羡慕隔壁的市场部，对于用户反馈，市场部更有话语权和决策空间，不像他们，只是一台台执行机器。
大厂凤尾，还是小厂鸡头？
即使身处最基层的部门，地推的这份工作，还是给徐胜带来了足够体面的收入。至少，这是一个有多少努力与天赋，就能获得多少回报的透明机制。
徐胜的业绩常是部门里最高的，在北京四区排名第一。两个人才能拉来的客单量，他一个人就能完成。一个小白领曾试图打听他的收入，徐胜自信地反问：“你一个月挣多少？我说是你多少倍就完了。”说这话时，他刚拿到了三万多的工资。
徐胜初中毕业后当过兵，在老家卖过炮仗，景区里做过山货生意。烟火爆竹被禁止，景区也因为疫情关了门，他不得已来到北京谋求出路。生计对他来说，总是某种难以把握的东西，包括现在的地推工作。
当各大电商生鲜公司攻城略地，他是跑在最前沿的铁军。但当市场饱和、战况有变化时，地推员们的待遇也会随之降低，甚至面临失业。
互联网高潮慢慢过去，变数增多，而边缘岗位、基础岗位也是最先可能被波及到的一批。
互联网公司说变就变，徐胜没有安全感。包括地推的待遇，“政策跟变着玩儿似的”。他一度离过职，后来待遇有所调整，他又回来继续干地推。但是今年过后，情况如何，他也拿不准。徐胜还在观望着，准备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就放弃这个行业。
对许悦来说，从入职商务拓展部门的第一天开始，大厂是一场不存在的幻梦，推销产品的痛苦，在第一个电话拨通之后就如影随形。
小尹给这种大厂的工作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只有在拿到offer的那一天是真正开心的。
但这并不妨碍更多毕业生前仆后继，想进入大厂。珊珊有一位朋友，在网易干了两个月就辞职，到了阿里巴巴，紧接着又去了快手。这些工作岗位都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朋友还是选择在大厂之间横跳，从未考虑过走出这个圈层。
珊珊理解，这些在学业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与时间的学生，沉没成本越大，越容易导致他们对大厂的迷信。
“大厂边缘岗位，小公司核心岗位，应该如何选择？”这是很多年轻人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选择困惑。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珊珊也有自己的答案。
从审核岗离职之后，珊珊在上海一家老牌物流公司担任总裁助理。在那里，她不用反复汇报数据或述职，自己无论做什么工作成果，都会被老板看在眼里。她没有了在大厂时的那些顾虑，害怕被同事甩锅，害怕被窃取工作成果。
她性格直接，敢说敢做，这种常被视为过于容易得罪人的性格，在这家物流公司里却成了优点。入职不久，旁听了两次会议之后，她明确指出了公司某个产品管理团队存在的问题。这原来不在她的工作范围之内，但被老板欣然采纳。进公司不到两个月，珊珊争取到了总裁办助理的岗位，工资也随之增长。
大厂是这个时代里最醒目的快车，它呼啸而过，发出巨大声响，承载着最多人的目光。被落下的人们急着扒上最后一节车厢，以为这将带着他们驶向成功人生的终点。
而直到亲眼目睹过拥挤和杂乱，珊珊才明白，执着先成为互联网大厂的打工人，不过是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围城。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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