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被批背后：2016年是影评“算法统治”元年？

猴哥

原标题：2016年是影评的“算法统治”元年？
本周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岁末上线的几部国产电影所引发的争议。随着对《摆渡人》、《长城》的批评声在社交网络不绝于耳，《中国电影报》、《人民日报》开始了对以豆瓣为首的电影评分系统的声讨——不负责任的恶意刷分导致国产电影票房差、市场机制失灵、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背后评分系统是被操纵的结果。文章一出，舆论哗然，豆瓣用户立即掀起了“保卫评分体系”的运动表达对官方“禁止差评”的愤怒。虽然《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次日发出《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度量》一文，并以“以此为准”四个字在评论版回复公众对其“精神分裂”的质疑，但是仍未停止公众对此事的争论。

著名影评人杨时旸在公众号“腾讯大家”发出《豆瓣和影评人搞不垮中国电影，烂片才会》一文，试图澄清公众错以为影评隶属于电影工业的误解：其实，评论从来都应该是写作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电影系统的一部分，只不过它写作和评价的对象是电影而已。因此，它不需要也没有义务对电影工业负责，至于一篇评论到底会让一部电影的票房大卖还是赔本，这不是评论者该考虑的问题，写作者所做的是表达自己独立的观点。而影评人，除却软文枪手外，是一个构成复杂的文化身份，他们首先是影迷，通常由媒体人、文化学者、电影研究者等等人群组成，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职业、经济身份。所有的影评人都只代表自己的趣味，因为“品位”是私人化的，影评就是私人化的，它被大众读取、共鸣或者反感，是它激起的回响而不是初衷。而豆瓣作为中国电影最重要的评分系统，专业影迷的密度之高决定了这个网站电影评价程度的专业与挑剔。相较于普通的购票网站上的随意评分，豆瓣的评分是苛刻的，但它是准确的，也是抵御水军最成功的网站之一。所以在杨时旸看来，这一次针对豆瓣人为干预评分的指责已经近乎指控。
杨时旸认为，2016年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一个变化：烂片无法像过去一样IP已经变成了避风港肆无忌惮地骗钱了，众多按照之前的惯性堆砌出的影片都没能取得期盼中的高票房。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正在证明，专业范围内的口碑会很快地在更广泛的大众那里激发起回响，进而被部分观众作为购票选择的参考。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精英在评论，大众在消费。这两个群体泾渭分明地分割开来。但现在，一批与互联网伴生长大的观众成长起来，普遍的审美水准开始蜕变，表面上看，人们都变得苛责，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它会倒逼着电影生产者必须重视故事和制作，而不是拼凑明星和消耗IP。当有一天，所有自发评论者都对中国电影避而不谈的时候，没有一句苛刻评论的时候，那不代表中国电影的崛起，而是覆没。
然而，这次沸沸扬扬的官方对评分体系被操纵的指控与影评人、豆瓣用户的辩护在著名电影理论学者大旗虎皮看来，则是我们对“审美的算法统治”第一次产生了明确的意识。他在《2016年回顾：影评的算法统治元年？》一文中把2016年命名为“算法统治元年”。之所以说“元年”，因为我们第一次意识到“算法”的问题已经威胁到影片的评价、电影产业，尤其是局里领导开始对影片打分这件事格外重视。而“算法统治”（algorithm domination）就是电影的观赏与评价，进入到以数码技术和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时代，即“自动计算”的时代。“算法统治”不限于电影，人们传递和接受的感性、审美体验的所有活动，都进入到可计算性之中——人们随时地、自愿地把自己的感受、感情变成可计算的数据，通过互动屏幕上传，为算法自动运行计算人们的感性提供材料。在数字互联网时代，“算法”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它建构了每个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而电影打分只是其中之一。
在大旗虎皮看来，审美体验的算法时代其积极意义在于，依靠计算机智能，实现审美判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每个普通观众都能参与到打分之中，算法也可以把更多人对电影的感受给出科学的集中结论，从而呈现一个可量化的审美结果。但是，对人的感性的计算，必然否决个人性的感受。算法（人工智能）对人的意识、感性和审美带来巨大挑战。它对感性不断进行可计算性的还原、简化的同时，也反过来通过可计算化的形式塑造观众的审美——人们根据既有分数、已有类似影片的打分，把自己的观感变成一个打分。
“算法统治”以科学的公正性许诺一个公平的审美判断，因此，它最明显的特征是把评判权，从精英（印刷媒体时代的批评家、影评人为代表的评价）手里交给大众，交给每个人（以数字互动媒体时代的匿名大众评价）。电影是所有艺术中，大众的参与门槛最低、参与程度最高的艺术，也是算法技术最先实现统治的审美领域。它埋葬的是影评人打分制这种精英主义审美，所以没有理由把分数低的结果嫁祸给影评人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