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失败背后：风投为何如此疯狂 | 海外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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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加州圣克鲁斯的两个小伙杰里米·纽纳和瑞恩·库纳蒂决定创办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他们租了一栋大楼，装饰一新，摆上办公桌、插线板，提供快速的无线网络以及咖啡机。他们将自己的公司起名为“NextSpace Coworking”。

　　纽纳说：“我们真的认为，这会成为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NextSpace的确为渴望办公室氛围的当地自由职业人士提供了工作场所。在短短六个月内，NextSpace已经小有盈利。很快，NextSpace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圣何塞开设了新的办公空间。纽纳和库纳蒂也开始寻找风投资本。纽纳说：“融资代表市场对你的认可。”

　　2012年，纽纳参加了一次共享办公领域的行业大会，试图结识一些投资者。大会的发言人之一碰巧是亚当·诺依曼。诺依曼说，他在纽约经营着一家名为WeWork的公司，这是“全球首个实体社交网络”。自信满满的诺依曼还说：“我们将非常快地扩展到全国。”尽管彼时WeWork才成立两年，诺依曼也年仅32岁，但该公司已经管理着30多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诺依曼还表示，WeWork的客户数量将马上突破1万大关。“我们将共同创造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社区。”

　　纽纳回忆说，他和风投会面时，对方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打算如何跟WeWork竞争？我们为什么要投资你，而不是WeWork呢？”尽管报道称WeWork每个月亏损数百万美元，但该公司扩张激进。诺依曼向风投许下的承诺无比乐观，近乎荒谬，以至于纽纳坚信，WeWork是一个骗局。“我能怎么回答？难道要我说，‘WeWork在撒谎，你应该投资我们’吗？没人想听这些。所有风投都想分WeWork的一杯羹。”

　　渐渐地，纽纳听说，在旧金山，在NextSpace的附近，WeWork新开了一个共享办公空间，而且收费更便宜。其他共享办公空间的创业者也有相似的遭遇：WeWork每到一处，就在当地已有的共享办公空间附近设点，然后用低价打击竞争对手。有时候，WeWork还告诉租客，如果他们终止跟别家签订合同，他们可以获得搬迁优惠；更有甚者，WeWork会从竞争对手的网站上获取客户名单，然后给名单上的客户提供三个月的免租期。

　　纽纳只好大幅降价，并提供更多办公福利，但都无济于事。WeWork的价格实在太低。等到2014年底，WeWork已经融资5亿多美元。哪怕WeWork每个月亏损600万美元，但它的增长速度只增无减。

　　与其同时，硅谷知名投资者、风投公司Benchmark的布鲁斯·邓列维加入了WeWork的董事会。邓列维曾向一名合伙人坦白，说自己并不知道WeWork如何才能实现盈利，但是他相信诺依曼。“我们只要把钱给他，他会有办法的。”

　　也就在这时候，风投告诉纽纳说，投资他的公司是在浪费时间；而且如果他们投资了NextSpace，就可能会在未来错失投资WeWork的机会。然而，纽纳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理喻。他脚踏实地地创业，但风投却只想听豪言壮语。“我们可以让大家都赚到钱，然后买房、供孩子上学，过体面的生活。”纽纳说，“但是没人在乎这些。所有人都想投资下一个扎克伯格。”尽管失望，但纽纳并不感到惊讶。然而，纽纳没有料想到的是，有些风投跟这些炒作大师沆瀣一气，给他们送钱，助长他们的狂言狂语，希望哪个运气好的赌徒可以一下子赚回本。

　　2017年，纽纳在书店里偶然看到一本《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是那个叫亚当·诺依曼的人。报道写道，诺依曼跟软银创始人孙正义见了面。孙正义对WeWork的总部赞不绝口，参观完之后，他立即草签了一份临时合同，承诺向WeWork投资44亿美元。诺依曼说，这笔投资看中的不是我们的财务表现，而是“我们的活力和精神”。

　　文章还写道，几个月后，诺依曼亲自前往东京，和孙正义庆祝合作。席间，孙正义问诺依曼：“智者和疯子比赛，谁会赢？”

　　“疯子。”诺依曼答。

　　“没错。”孙正义说，“但是你，还不够疯狂。”

　　唯利是图的风投

　　起初，风投资本家们仍富有崇高的使命感。他们不是投机者，而是创新的助产士。第一家风投公司旨在寻找和扶持拥有最出色创意的创业公司，为创业者提供所需的资金和策略建议。协助发明合成胰岛素的Genentech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风投家汤姆·帕金斯的指导。帕金斯的公司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曾向Genentech投资过十万美元。帕金斯要求加入Genentech的董事会，接着每周会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在创业公司的办公室里查看支出报告，教训初出茅庐的高管。在随后的几年里，凯鹏华盈投资扶持过亚马逊、谷歌、昇阳电脑和康柏等科技公司。

　　帕金斯之后，风投行业已经成倍增长，不断增长的还有整个行业的贪婪之心与愤世嫉俗之风气。如今，几十家大型风投公司掌控着整个行业。虽然风投总吹嘘自己以追寻激进的商业创意为使命，但他们似乎也就是在炒作硅谷的趋势——而且他们的管理监督也越来越淡化，使他们的投资更像是一场赌博交易。目前在斯坦福工程学院任教的创业家史蒂夫·布兰克说：“我看到整个行业越来越像唯利是图的暴民。现在的风投根本不关心公共利益。他们只对提高自己的利润和追逐风口感兴趣，其他事情一概不关心。他们浪费了数十亿美元，而这些钱本可以用来发展真正可以帮到人们的创新。”

　　这种抱团式的服务自我的方式，成就了一众风投资本家。2020年1月，美国风险投资协会高呼过去十年是“高速增长”的“创纪录的十年”。在这期间，协会成员共向创业公司注资近8000亿美元，“为明天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最近几十年，风投的赌注越下越大。一名知名风投资本家透露：“说实话，3000万或4000万美元以内的投资没有多少意义。不管你投资多少钱，尽职调查、董事会开会的时间等等，工作量都一样。”

　　风投行业的批评者发现，最近风投又开始向一家十分值得怀疑的创业公司大把投钱。先前曾有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在被曝光是骗局之前，获得7亿美元投资。出售所谓带Wi-Fi功能的果汁机的Juicero，曾融资1亿多美元，甚至谷歌也参与过投资，但却仅坚持了四年。

　　渐渐地，风投行业越来越痴迷于创造“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其中的确是有一些独角兽获得了持久的成功，但更多的独角兽——包括Uber、数据挖掘巨头Palantir和丑闻缠身的软件公司Zenefits等等，似乎从未有过实现盈利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马丁·肯尼说，感谢风投的慷慨，“亏钱企业可以存活更长时间，打击市场现有企业。”在传统资本模式下，最有效、有能力的公司将会获得成功；而在新资本模式下，融资越多的公司才是赢家。这样的公司往往会“破坏经济价值”——即摧毁实实在在的竞争对手，并创造“无益于社会的革命”。

　　许多风投资本家说，他们也别无选择，只能向创业公司注资。为了让硅谷创业公司成为真正的独角兽，他们只能扫清竞争对手，然后成为市场主导品牌。软银的执行合伙人杰夫·豪森博尔德说：“Uber成立后不到一年，市场上已然冒出三百多个模仿者。保护你的公司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融资来加快发展步伐。”风投资本家还说，更重要的是，大型风投公司都盯着同一个交易，试图说服同一个受青睐的创业者接受他们的投资。为了赢得创业者芳心，风投只能对他们有求必应。

　　特别是在硅谷，创始人通常更偏好那些承诺不过多干预或不会提出太多问题的风投资本家。于是，风投抛弃当年帕金斯的做法，开始宣扬，他们“对创始人友好”，对例如每周在公司办公室花一下午时间开会这种事情不感兴趣，也不会质疑年轻的首席执行官的决策力。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乔什·勒纳说：“如今承诺对创始人不离不弃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

　　汤姆·帕金斯那个年代的风投资本家曾经以建立良好的治理和对公司的密切关注而感到自豪；而如今的风投则更倾向于鼓励创始人的天马行空。在不到20分钟内就决定向WeWork投资44亿美元的软银掌舵人孙正义，正是这种风格的最佳体现。2016年，他开始筹建千亿美元的愿景基金。一名软银前高管说：“孙正义决定要向年轻公司的血液中注入一剂可卡因。你找到一个创业者，然后告诉他，‘要么马上接受我给你的10亿美元投资，要么我就把这笔投资给你的竞争对手，而你则黯然退场。’”这名软银前高管接着又说：“风投资本越来越像买彩票。孙正义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深思熟虑的人，但他有一个优势：致力于购买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彩票。”

　　被贪婪腐蚀的资本

　　随着NextSpace的消亡和WeWork的扩张，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针对WeWork的掠夺性策略和反常文化的传闻越盛，亚当·诺依曼越是受风投追捧。尽管WeWork公司内部文化混乱，但WeWork的估值每年都在翻番。

　　亚当·诺依曼先后创办过几家公司，包括销售可折叠高跟鞋的女鞋公司以及生产带护膝的婴儿服公司Krawlers。在这两家创业公司都失败后，诺依曼和合伙人米格尔·麦克凯尔维在布鲁克林租了一个办公司，分成小空间，然后将自己包装成共享办公空间创业者。当潜在投资者来参观时，诺依曼让员工假扮租户。“他真是疯了，但就是这样的疯子才能让你相信，他可以成功。”另一名风投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推销员。”

　　2014年，诺依曼已经收到大量风投递来的橄榄枝。最后，诺依曼宣称：自己只会和愿意给予他多数投票权的投资者合作。已经是董事会成员、如今也是诺依曼导师的布鲁斯·邓列维当即觉得，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一个糟糕的注意。他曾试图劝说诺依曼放弃自己的要求。他还在董事会议上，敦促WeWork的其他董事否决诺依曼的要求，还援引阿克顿勋爵的话称：“权力容易腐败，绝对权力必然会腐败。”

　　诺依曼在会上说自己不在乎阿克顿说过什么，而董事会的其他人也无一人站出来支持邓列维。邓列维本可以在这时候辞去WeWork董事会成员一职或公开提出反对。他之前就这么干过。但这一次，邓列维没有辞职。他的一位同事说，辞职“将会是这世上最愚蠢的决定。我们在WeWork估值约8000万美元的时候做了投资，现在WeWork价值150亿美元，然后我们要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吗？”最后，邓列维只好从了其他投资者的大流，把投票权给了诺依曼。

　　WeWork内部有许多问题。这些与邓列维和其他董事会成员应该也脱不了干系。2018年春，董事会了解到，一名公司高管卷入性丑闻诉讼。董事会还允许热衷于冲浪的诺依曼从WeWork的资金中拿出1300万美元，用于投资跟WeWork业务毫无关系的一家制造人工波浪池的公司。董事会还批准了给诺依曼的股票出售和贷款。当诺依曼的妻子丽贝卡突然宣布公司内不准吃肉时，董事会依然默不作声。

　　WeWork的前高管说，及至2018年，“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确保诺依曼不会干出蠢事或非法之事——董事会知道诺依曼是融资的关键。只要估值一直在涨，他们就不会冒险惹诺依曼不快。”

　　渐渐地，WeWork虽仍在快速增长，但曾经愿意公开替诺依曼说话的董事会成员，开始拒绝媒体采访。

　　等到2019年初，诺依曼连董事会议都不出席了。但其他董事依然不闻不问。一位专业投资者说：“你可不希望落得一个对创始人不友好的名声。”大多数风投都觉得，他们可以忍，因为WeWork正在筹划上市。一旦上市，股东和监管机构势必会约束诺依曼。而董事成员则可以出售股份兑现，然后跟WeWork彻底说再见。

　　IPO的核心是一份名为S-1的文件。该文件由董事会批准，主要向SEC和公众列明公司的财务细节。诺依曼在文件中加入了一些荒唐的条款，比如上市后，他有权开除和驳斥任何董事或员工、获得额外价值18亿美元的股票等等。眼见着上市之后，钱可以到少，麻烦可以摆脱，邓列维也签署了这份S-1文件。但是，WeWork的很多高管担心，S-1文件公开后，可能会引来麻烦。然而，他们也选择保持沉默，因为“财富近在咫尺，”一名前高管说，“我们都有意选择无视，贪婪占据了上风。”

　　“而且更关键的是，如果上市成功，大家都发财致富了，那么科技行业和华尔街的所有人都会称赞诺依曼是一个天才，而WeWork就是美国资本主义运作的范本。”

　　翻脸无情

　　风投资本家加入一家公司董事会后，他们将承担法律义务，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股东，以及必须保证不会将自己的利益置其他人的利益之上。这项义务最为关键，因为董事对公司的行为拥有最终权力，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代表了未受邀进入董事会的每一个人。如果董事发现任何可能对哪怕是最小股东造成损害的端倪，根据法律规定，董事都必须将真相说出来，即便保持沉默对董事自己有经济利益。

　　但是证明董事违反这一法律义务却相当复杂。虽然在上市公司内，这个标准可以得到严格执行，但是私有公司就是另一番情景。在私有公司内，董事会成员通常包括公司创始人、风投和创始人的朋友等。随着风投行业越来越集中化，这种抱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今，大多是的风投交易都已经“财团化”，或者说分到一杯羹的一直都是那几家大公司，这种“联盟式”的气氛促使风投在里面对不道德行为时，选择保持沉默。

　　2019年8月14日，WeWork的S-1文件正式发布。一名公司前高管说：“诺依曼夫妇觉得，他们终于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愿景。S-1文件是他们的伟大杰作。”然而，股票分析师、记者和投资者们对这份文件并不满意。哈佛商学院教授诺瑞·利亚兹表示，文件暴露了WeWork的“错综复杂的企业结构、持续的亏损、大量冲突以及完全不存在的企业治理”等等。此外，利亚兹还称，S-1文件并未提供很多传统的财务细节。她说，直觉告诉她，这份S-1文件“具有误导性，可能是骗局”。

　　在WeWork准备路演前两天，有人听说有媒体即将曝光诺依曼的一些丑闻。董事会为此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并决定推迟IPO。但直到此时，仍没有董事愿意跟诺依曼正面对峙，甚至还告诉诺依曼，自己会支持他。但WeWork的高管坐不住了。他们联系上董事会，要求董事会承认，诺依曼是一个累赘。如果诺依曼继续当这个首席执行官，公司将无法上市。诺依曼成了大家财路上的绊脚石。

　　一旦风投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危在旦夕，他们的行动将比谁都快。摩根大通的杰米·迪蒙跟诺依曼说：“为了公司，你最好辞职。如果你同意，我们不会亏待你。”没过多久，邓列维也告诉诺依曼，他会毁了公司。如果他不辞职，他会破产。邓列维还斥责诺依曼卑鄙无耻，威胁称如果不辞职的话，自己会打断他的胳膊。

　　9月24日，诺依曼辞职。两名WeWork高管接任临时首席执行官；几天内，他们辞退了十几名诺依曼的亲信。WeWork前高管说：“诺依曼浪费公司资金的时候，董事会默不作声。现在，诺依曼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了，他们就马上翻脸无情。”

　　本来这时候，董事会可以接手重组公司。但是，他们并没有。相反，董事会找来孙正义接盘WeWork。根据交易，Benchmark可以获得大约3亿美元收入，诺依曼也可以拿到7.25亿美元。了解邓列维和Benchmark的知情人士透露，到最后，该公司的投资依旧安然无恙。

　　遭殃的只是WeWork的员工和其他少数投资者。

　　风投依旧有钱

　　当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时，WeWork的商业模式变得不堪一击。年初以来，WeWork已裁员数千人。但WeWork说，该公司预期会在2021年实现盈利。分析师也觉得，从长期来看，该公司有望获得成功。然而，在许多方面，WeWork仍旧一团糟，董事成员之间对簿公堂。如果WeWork能成功，那成功的原因大概也会和之前快速增长的原因差不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风投资本。

　　但是，风投资本家说，WeWork的闹剧给共享办公空间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著名风投史蒂夫·克劳斯说：“Theranos的失败，摧毁了血液检测创业领域。行业里有好创意的公司想融资都变得几乎不可能。”虽然WeWork不是因为欺诈而是管理不善才导致失败，但也同样让投资者对其他共享办公空间创业者心有余悸。三月初，卡车创业公司Nikola被迫卖身竞争对手，Nikola的总裁说，WeWork的崩溃吓走了潜在投资者。“有很多非常棒的创业者，但他们都说，WeWork之后，融资变得更加难。WeWork毁掉的不止是共享办公领域。”

　　几十年来，风投资本家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伯乐。但是WeWork这样的例子，让人们再也无法相信，风投能在贪婪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相反，风投似乎越来越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见利忘义，青睐狡猾的中间人和夸夸其谈者，而不是奖励勤恳的员工和富有创意的商人。

　　NextSpace联合创始人杰里米·纽纳说：“错不在诺依曼。每个人都知道，他兜售的东西看似美好但无法实现。他也从来没有掩饰自己不现实的乐观主义，从来没有假装理智、脚踏实地。在创业圈里，我们不缺富有创意的企业家，但渐渐地，你会看到他们在风投的怂恿下接受大笔投资，然后做出错误的选择，不计代价的追求增长。然后，‘砰’——完蛋。最终，你开始明白：无论发生什么，风投依旧有钱。”   新浪科技